【内容摘要】传统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是政策推进型改革,存在金沙国际监管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配置不合理以及与市场关系不清等问题。深化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需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以建立“政监分立”的现代金沙国际监管体制为目标,合理划分金沙国际监管与市场机制的范围;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合理划分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应对金沙国际治理的政府与市场失灵;以金沙国际法律差异化配置金沙国际监管权力;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为我国金沙国际革命提供体制保障。

    【关 词】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  市场化改革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一、引

金沙国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一国的经济、政治、国家安全、社会生活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党中央明确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金沙国际革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推动金沙国际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金沙国际消费总量,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学问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当中。201317日国家金沙国际局在全国金沙国际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深化金沙国际体制改革的要求。深化金沙国际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201461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金沙国际革命,包括金沙国际消费革命、金沙国际供给革命、金沙国际技术革命、金沙国际体制革命。[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对外公开的会议聚焦金沙国际安全战略,用革命代替了过去的改革足以表明中央政府对金沙国际行业的改革决心。在法律规范层面,《金沙国际法》正在制定,金沙国际单行法有《电力法》、《煤炭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条约、规章,[2]这些法律以及法规中关于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规定初步构成我国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然而,金沙国际监管部门与市场关系不清,市场机制不健全,各级金沙国际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不能适应金沙国际革命的新要求。这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金沙国际的综合利用以及经济的发展。推动金沙国际监金沙国际革命需要破除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从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因素入手,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角度探析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推动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的法律建议。

    二、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的主要问题即是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机构的调整和权力的配置、行政权力运行及其监督的完善展开的。[3]金沙国际监管体制作为行政体制的一部分,主要是指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金沙国际管理机关职能配置、组织结构等构成的稳定模式,金沙国际监管体制同样包括上述三要素:首先,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职能定位。一般来说,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职能配置主要是在金沙国际监管机构上下级之间以及横向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问题。金沙国际监管机关的职能主要是涉及金沙国际安全监管、市场准入、防止行政垄断、环境保护等。其次,金沙国际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金沙国际机构的权力配置涉及各级政府的权力配置以及行业的管理,因此,改革中的金沙国际机关权力配置必须在政府、市场、社会的维度,才能合理配置金沙国际管理机关的权力。有学者认为,政府监管权的配置主要涉及政策部门与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4]另外,有学者还对金沙国际监管权的配置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5]笔者认为,金沙国际监管权力配置呈现结构化主要表现为,金沙国际监管权力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组成了一张网状的权力体系。其中纵向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横向主要是指同级政府金沙国际管理部门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最后,金沙国际监管的机构设置。金沙国际监管机构,主要需要考虑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和法律地位以及类型选择等问题。

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改革,除了需要改变自身构成要素来实现,外在的法治环境、市场化、社会参与程度等影响改革的因素也不可忽略。首先,金沙国际法治环境为金沙国际体制提供制度保障。金沙国际监管机关能对金沙国际产业进行有效的监管,国家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赋予金沙国际监管机关以法定的职权,明确规定金沙国际监管机关行使职权时所应遵循的程序,以保障金沙国际监管机关的有效运行。因此法律法规不仅为金沙国际监管机关存在及职权的行使提供法律依据还是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保障,因此,金沙国际法治环境是保证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稳定运行及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金沙国际市场化程度决定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活动范围。政府和市场共同影响了金沙国际市场的发展,金沙国际监管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对金沙国际市场进行规划管理。因此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金沙国际市场状况与金沙国际管理机关状况及其相互作用。另外在一定程度上,金沙国际的市场化程度也影响着金沙国际监管机关金沙国际管理职权的行使。若金沙国际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能够依赖市场上的竞争解决各金沙国际主体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各种问题,那么金沙国际监管中需要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直接干预金沙国际经济的要求比重就比较小。反之,这时就需要金沙国际监管机关对金沙国际产业进行有效监管。因此,金沙国际市场化程度对金沙国际监管机关的设置具有重要的影响,要综合考虑金沙国际监管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确定金沙国际监管机关的设置模式。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金沙国际市场化程度是影响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重要因素。最后,社会参与程度决定着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民众认可度。金沙国际监管体制主要是为国家金沙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为民众的金沙国际公共服务提供体制支撑,其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间接的关系到民众的利益。因此,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利于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决策达成共识,从而更好的推进改革,因此,金沙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公民成为改革中重要的参与主体是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影响我国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构成要素和影响要素两大方面。对于这两方面,大家可以从对内对外两个层面予以分析,对内层面,根据金沙国际部门的职能转变、权力配置、机构设置在横向、纵向上对金沙国际监管机关内部进行调整。对外层面,根据政府职能与市场、社会、企业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要顺利完成对外的职能、权力转移,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及广大的社会认同。

    三、现行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存在的法律困境

 从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的实际来看,我国金沙国际监管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原因主要是金沙国际监管体制存在以下法律障碍。

1、              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缺乏整体布局

 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金沙国际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涉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配置,这些因素要发挥良好作用,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需要统一布局和规划。但是现行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缺乏统一部署

 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三驾马车的政府职能,权力配置,机构设置需要协同推进,然而,在金沙国际体制改革实践中三者却各自为政使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首先,未清晰界定金沙国际部门监管职能的情况下推行金沙国际体制改革。在金沙国际产业市场化进程中推动金沙国际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各金沙国际监管机构充分有效的发挥职能。目前我金沙国际监管部门职能配置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各金沙国际监管部门职能定位不清职责交叉。具体表现在:金沙国际监管部门职能与金沙国际管理部门、金沙国际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不清,导致金沙国际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差。另一方面:金沙国际监管部门职能分散,行政成本高。政府对金沙国际行业的管理仍呈分散态势。金沙国际行业的监管职能分散于金沙国际局和金沙国际委员会等十多个不同的部门,如此庞大的职能结构如何进行具体有效配置在现实中还存在问题。其次,未合理配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基础上推进金沙国际体制改革。 其一,纵向权力配置同质化。[6]我国的《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以及政府组织法》给各级政府配置相同的金沙国际管理权力,这样就形成职责同构的网状行政体制[7]然而,政府各层级金沙国际部门事权不一致,导致权责不匹配。其二,金沙国际监管部门横向配置权力过细,出现权力交叉。横向配置权力主要是法律法规对政府的金沙国际职能部门配置权力,但是,现有的法律,尤其是单行金沙国际法律对监管机构监管权力配置过细,出现监管权力交叉的现象。[8]最后,金沙国际监管机构设置与大部制改革未能配套推进。金沙国际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强。然而,我国目前的金沙国际监管分散在煤、电、油、气等十来个部门,集中的金沙国际监管尚未形成,这种多头监管的模式,与我国的金沙国际供应、储备、安全等现实需求不相匹配。

 在我国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未理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金沙国际监管机构职能定位不准。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职能定位不准产生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监管部门越位,过度干预金沙国际市场,导致政府和市场界限不清,打乱市场秩序,致使企业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动力;[9]政府错位,审批不具有环境资质的企业,从而做出影响公众利益的行为;政府缺位,监管缺失导致大量的环境公共事件出现。[10]其二,金沙国际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主要表现在金沙国际市场行政垄断严重,金沙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尚未形成、补贴不能反映市场情况。金沙国际行业行政垄断现象突出,金沙国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机制不健全,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往往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金沙国际价格机制未形成,价格补贴未能反映市场情况。原因在于价格机制的扭曲不仅不能切实反映市场供需情况和资源稀缺情况,同时也很难为企业投资传递正确信号,不利于金沙国际企业的合理投资和长期发展。[11]这是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亟需破除的地方。[12]

 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视角看,由政府主导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未能充分激活社会参与,改革认同度低。虽然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与发挥社会活力,且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但金沙国际类的社会组织地位不清,发展独立性差,没有起到表达利益的作用,社会民众对关乎自身利益的改革的社会参与意识薄弱,政府对社会没有进行公共服务的引导,导致社会民众以及社会组织不能顺畅和理性的参与金沙国际管理。公民与社会组织对改革目标、方向及主要内容的影响力仍然较低,这成为金沙国际改革深化的障碍。

2、              以政策推动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缺乏法治保障

我国迫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很多金沙国际监管机构在设立之初没有法律依据。我国金沙国际立法起步较晚,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金沙国际立法主要以政策性的通知和办法为主,带有明显的政策特点。比如电力体制改革、石油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13]以及金沙国际发展战略规划,比如我国的金沙国际机构职责配置的依据是金沙国际局三定方案,这一方案对我国金沙国际监管职责限划分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14]但是三定方案对金沙国际监管机关只做简单的规定,职责权限划分仍不明确、法律规范效力低、变动性大等问题,这显现出我国金沙国际监管机构设置以政策调整的弊端。就目前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法律规范来说,没有形成金沙国际监管的法律体系,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金沙国际监管的基本法规范供给不足。由于金沙国际法是金沙国际监管的基本法律依据,政府金沙国际管理和管制范围、界限和管制方式,行政职权的法律制度建设理应由《金沙国际法》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然而我国的金沙国际法未能出台,导致金沙国际机构的设立规范依据不足。二是规定金沙国际监管的单行法内容滞后。如《电力法》与《煤炭法》等规定的监管的内容无法适应当前需求。三是各种单行金沙国际法律缺乏必要的衔接,导致各监管机构职能、权力配置冲突。综上所述, 我国金沙国际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混乱。

3、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公众参与的法律程序不健全

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理顺各级政府金沙国际管理部门及其监管部门的关系,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金沙国际公共服务。但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实践只从行政机关角度进行了思考,并未考虑金沙国际使用者的利益诉求。在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中,没有相应的公众参与法律程序机制,主要体现在公众参与金沙国际体制改革的方式、程序以及对参与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首先,政府切断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导致金沙国际政策公共参与形式单一、范围有限,金沙国际规划不能反映民众的意愿。[15]其次,政府控制公共参与的程序,在制度之外政府为了保增长维稳常常打击检举、信访行为,使金沙国际公共参与的风险大。最后,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结果,公众参与并不能得到政府的良好回应,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这会使公众与政府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使民众质疑政府金沙国际决策,产生信任危机。 

四、完善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的路径选择

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的权威性和一致性存在缺陷,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为推动我国金沙国际革命,应该尽快建立金沙国际法律体系,通过法律制度和规则促进市场、社会公共参与机制完善以建立现代金沙国际监管体制。

1、完善法治监管,建立现代金沙国际监管体制

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是金沙国际革命的关键性改革,其改革的突破能为我国金沙国际革命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需要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运作、政监分离、职能完善和有效监督与制衡的现代监管体制,给我国金沙国际安全提供体制支撑。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及组织推进金沙国际体制改革普遍立法先行,加强法律法规引导规范作用,以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16]因此,金沙国际部门职能转变和金沙国际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法治保障,要依靠法律规范、遵循法治途径深化金沙国际体制改革,并以法治形式巩固改革成果。具体来说,主要是建立健全金沙国际法律支撑体系。首先,制定金沙国际基本法律。我国《金沙国际法(征求意见稿)})专设第三章来对金沙国际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规定,坚持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责权一致的原则。明确中央地方各级金沙国际部门的职能范围、职权及相互关系,为我国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总体架构提供一个法治框架。其次,加强各金沙国际单行法律的协调。我国应该抓紧制定《石油法》、《天然气法》、《原子能法》等金沙国际单行法律,建立规范金沙国际监管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监管机构的地位和权限。最后,制定配套的金沙国际法规规章。我国除了应该加强金沙国际法法律的制定,也应该依照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地方金沙国际法律法规、规章,完善相关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通过金沙国际立法,健全金沙国际管理体制的政策法律体系,为金沙国际管理机构的设立、地位、性质、运行、程序等提供法律支撑,以保持金沙国际管理机构的设置、职权的稳定性和金沙国际管理工作的一致性、连续性。

2、通过法律明确金沙国际机构监管与市场作用范围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美国、日本、德国和丹麦等国发达国家金沙国际市场化改革为金沙国际转型发展建立了基础,形成了多元市场主体,建立了清晰透明市场规则。西方经验告诉大家,金沙国际市场改革是我国金沙国际管理监管体制改革的必有之路。但是,金沙国际市场化是由金沙国际商品属性决定的,其管网垄断属性决定了金沙国际的垄断属性,限制了金沙国际市场化的范围和程度。因此,各国金沙国际法的调节模式逐步从国家垄断和所有的传统模式或具有特许权垄断与严格规制的私人所有模式,向有限的金沙国际市场化转换。[17]因此,金沙国际监管目标的有限市场化是金沙国际的商品属性和管网垄断属性决定的。所以,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大家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

其一,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作用范围。不同于成熟市场化国家金沙国际市场的自然垄断,中国各金沙国际领域的国企垄断多是依靠政府审批、配额、许可证等制度而形成的行政垄断。为了实现金沙国际监管的目标,我国金沙国际监管机构需要履行:一是准入监管。打破市场准入中的所有制歧视,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制度。建立油气矿业权准入、退出和流转机制,鼓励各种社会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破除金沙国际领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创造利于各种所有制发展的法律和金融环境。二是价格监管。建立健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金沙国际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定价机制。三是服务水平和质量监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金沙国际自由化和民营化改革的推进,金沙国际普遍服务监管和金沙国际市场反垄断监管的任务也在日益突出。

其二,金沙国际市场的作用范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决定》精神是要求金沙国际资源价格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需基本关系,发挥金沙国际价格优化配置市场资源作用。一是是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利用金沙国际价格引导金沙国际的生产与消费。[18]二是通过金沙国际市场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影响金沙国际价格形成。三是完善金沙国际价格补贴机制。在对金沙国际产品价格建立起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体制以后,有些金沙国际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政府可将原来给企业的财政补贴直接发给消费者,保证消费者充分享受到最基本的民用需求。

3、差异化配置金沙国际监管机关的权、责、能

金沙国际监管要实现有效运作,需要通过法律明确其职能、权力、机构以及责任。

首先,合理界定各级金沙国际部门职能。一方面政府合理定位职能,主要是处理好金沙国际监管机关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上收一些大型国有金沙国际企业手中的行政职能。另一方面是合理配置上下级监管机关的职能。通过法律在中央和地方金沙国际部门,地方各级金沙国际部门,金沙国际监管部门和金沙国际管理部门之间和力配置职能。其次,通过法律差异化配置金沙国际监管权力。具体来说主要是通过法律明确横向与纵向之间金沙国际监管的权力配置。具体来说,通过法律明确金沙国际监管机构与分行业金沙国际管理机构,金沙国际管理机构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与此同时,明确中央金沙国际管理机构与地方金沙国际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整合金沙国际管理机构,强化金沙国际监管。从国际经验来看,金沙国际领域管理大都采取集中管理,往往在国家层面设有专门的金沙国际监管部门,对金沙国际系统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在目前,我国金沙国际监管主要由国家金沙国际委员会和国家金沙国际局来进行管理,但其管理职能并不完善,部分职能受制于相关部门的制约。根据我国金沙国际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一方面建立政监分立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在设立高级别的国家金沙国际主管部门的同时,应该同时考虑设立高级别的、地位相对独立的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由其对具有垄断特征和安全问题较突出的金沙国际行业和依法实行监管。[19]之所以采取这一原则,主要是从行政管理职能与监管职能适当分离出发,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监管政策连贯性。另一方面整合各部门金沙国际监管职能,建立更具权威性的金沙国际管理机构(金沙国际部或者环境金沙国际部)是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保留国家金沙国际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设置金沙国际监管委员会,统一行使我国金沙国际监管职能,用以引导我国金沙国际体系的建设和发展。[20]

4、建立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的公众参与法律保障机制

在金沙国际监管体制改革时,通过法律完善参与的主体建设。一方面培育金沙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建立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加快金沙国际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建设,公众可以自己,也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参与金沙国际体制调整,增强了公众的参与能力。切实保护行业合法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完善参与的法律程序。一是要将金沙国际体制改革的方案向全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凝聚改革共识。二是对公众参与的回应应当作为一项法律义务,对通过听证会、座谈会或其他途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进行归类整理,分别作出回答,对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要说明理由。

五、结语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沙国际生产国和消费国,面临着金沙国际需求压力巨大、金沙国际供给制约较多、金沙国际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金沙国际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针对这个现状,国家从战略层面提出金沙国际革命,推进金沙国际体制改革。因此,国家应通过法治方式启动推进并保障改革成果,解决好金沙国际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才是关键,因为体制机制约束是金沙国际发展的严重障碍。金沙国际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大家需要从政府、市场、社会维度架构金沙国际监管体制,突破金沙国际革命体制障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省直管县改革法治保障研究12BFX036)。

    [1] 林伯强:《金沙国际革命下的经济发展观》,载《农业工程技术(新金沙国际产业) 》,2014年第8

[2] 三十多部相关的法律,三十多部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十多个已经参加的与金沙国际相关的国际条约,两百多部部门规章,近千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对金沙国际监管体制做了相应的规定。

[3] 参见石佑启、杨治坤、黄新波著:《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4] 周汉华:《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5] 苏苗罕:《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权力边界问题研究》,载宋华琳、傅蔚冈主编:《规制研究》。

[6] 纵向配置权力同质化产生的后果是:每增加一部法律,就要对应的设置一个机构,这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就会多增加3000多个职能部门。 这会导致机构臃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等后果。参见何晓琦、刘建平:《政府社会成本控制的问题》,《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1期。

[7] 徐继敏:《地方行政体制变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8] 发改委、金沙国际局以及号称中国第一司的价格司等金沙国际部门频频出现腐败也正是因为权力配置的过大这个原因。

[9] 比如,在油气领域上游环节垄断局面仍未打破,石油行业上世纪末形成的上下游分割、内外贸分治、海陆分家的格局相对稳固,电网改革举步维艰。导致大型金沙国际企业行政化现象严重,部分企业依然担负着部分行政职能,以行政方式干预合理的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10] 例如,电网企业的盈利性大于公益性、垄断制约开放、政府监管不到位等原因,市场开放度十分有限,中小企业和私人在一些领域的准入还十分有限,影响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清洁电力发展的瓶颈显现。

[11] 虽然我国金沙国际和电力行业改革已迈出了煤电分开、石油寡头竞争、电力厂网分开的第一步,但市场化改革远没有完成,油气等市场化定价机制尚不完善,电网企业依然拥有准入、交易、调度等公权力,各级政府也控制着金沙国际项目、电价和电量分配权,跨省跨区交易由行政主导。

[12] 金沙国际十三五体制改革启动 油气、电力改革是重点,本报记者王秀强实习记者 张淼淼《21世纪经济报道》-

[13] 以电力行业为例,我国设立了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依据是200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两个文件从性质上看仅仅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所以其设立之初就缺乏法律依据。这种设立方式,使得各级别金沙国际管理机构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使得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地位模糊。

[14] 我国金沙国际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设立金沙国际管理监管机构的依据是三定方案,这种方式设立机构,除了欠缺法律依据以外,使得金沙国际监管机构的定位模糊,使其在行使职权时遇到法律上的阻碍。参见周汉华著:《政府监管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105页。

  [15]  杜辉:《环境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模式转变  》,重庆大学博士论文。

[16] 德国以《可再生金沙国际法》保障可再生金沙国际优先接入电网和分布式利用模式,日本将清洁金沙国际发展目标写入《金沙国际基本法案》。美国在《经济复苏法案》中明确政府部门职责和权限,理顺协作机制,在部门设置、金沙国际建设及标准规范等方面都采取更多开放协作工作方式。如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统一管理通信、电力、燃气网络,便于智能电网建设和分散式可再生金沙国际多能互补利用;欧盟建立各种部门和行业间公共平台,进行统筹规划、技术路线设计、标准制定等。

[17] 马俊驹、龚向前 :《论金沙国际法的变革》,载《中国法学 2007年第3期。

[18] 要进一步改革石油价格体制,逐步形成以我国供需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定价机制;煤炭价格要全面走向市场定价,取消电煤的引导价。加快推进电力市场改革,形成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从发电和用户侧两方面优化资源,形成电力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联动机制,使电价包含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下成本的变化和供求关系的因素。

[19] 潘小娟:《外国金沙国际管理机构设置及运行机制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3 期。

 

[20] 建议升格国家金沙国际局,组建金沙国际部或者环境金沙国际部,新成立金沙国际综合部门主要是针对金沙国际发展和环境生态问题,强化综合管理职能和实行力,打破条块分割,从监管部门战略规划、金沙国际市场体系建设等各层面突出和落优先开发利用清洁金沙国际,切实保障当前和今后发展空间和质量效益。

 

2017年06月11日

董志芳:论合同金沙国际管理市场法律机制的完善(2015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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